李银德：汉代楚（彭城）国葬玉研究

  江苏徐州秦汉之际为王九郡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其附近区域西汉 被封为楚国，东汉被封为彭城国。作为两汉诸侯国都城的彭城周围，考古发掘了 数量众多的汉代陵墓，出土了种类、质地异常丰富的随葬品。出土的大量玉器是 其特色之一，其中又以葬玉引人注目。葬玉的类别有玉璧、玉衣、玉棺、玉覆面、 玉枕、玉席、玉握、玉窍塞、足玉和玉印等，是出土汉代葬玉数量最多、类别最 全的诸侯王国。这些葬玉是研究汉代诸侯国乃至汉代葬玉制度的重要考古资料。

  江苏徐州秦汉之际为王九郡的西楚霸王项羽的都城。附近区域西汉被封为楚国，汉初是“跨州兼郡，连城数十”的三大同姓藩国之一。吴楚“七国之乱”后，楚国削至 7 县（图一）。东汉初封为楚国，拥有10 县；章帝遗诏又被封为彭城国。今徐州睢宁县古邳镇附近即秦汉时期的下邳县城，东汉时期是下邳国的都城，下邳国封域跨 淮水两岸，拥有 17 县。

  在两汉诸侯国都城的彭城和下邳国都 城的下邳周围，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开展， 发现了包括诸侯王墓在内的数量众多的汉 代陵墓，出土了种类、质地异常丰富的随 葬品。玉器是随葬器物中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其中又以葬玉引人注目。这里我们 系统地梳理西汉楚国、东汉彭城国和下邳 国的葬玉资料，探讨在中央集权大一统形 势下，汉代诸侯国葬玉自身的发展规律和 特点，乃至诸侯国的葬玉制度。

  必须指出的是：楚（下邳）国的封域广大，两汉四百年间盈缩无常，以现在的行 政区划已逾市越省，因此本文使用的考古资料仅于今徐州市域的范围。虽然诸侯王和贵族陵墓及出土重要葬玉的墓葬都分布在都城的周围，但客观上尚不能全部反映楚（下邳）国实时封域的全部葬玉情况，不免有不能全璧之憾。其次，史汉书中将诸侯王以降的刘氏都称为宗室，但是诸侯王、列侯和没有爵位的宗室差别巨大，本文宗室是指诸侯王和列侯之外的刘氏宗室成员。

  西汉楚国、东汉彭城国和下邳国出土玉器的墓葬数量已达 170 多座，有些墓葬出土玉器甚为丰富，这些墓葬主要分布在彭城的周围（图二）。这里我们重点介绍诸侯王、宗室墓出土的葬玉，简略介绍其他墓葬出土葬玉的情况。

  徐州迄今已发现西汉楚王墓8处18座，其中已发掘或调查17座，但由于历史上严重被盗等原因，仅11座楚王（后）墓出土了数量不等的玉器。

  1995年发掘的狮子山楚王墓为大型横穴式岩洞墓，虽然早年亦遭盗掘，但仍出土了大量玉器 [1] 。其中葬玉有金缕玉衣1、镶玉漆棺1件、玉枕1件、玉塞2件。

  羊鬼山王后墓位于狮子山楚王墓的北侧，2005 年羊鬼山楚王后墓被盗 [2] ，据调查有双龙玉佩、玉璜等玉器被盗，其中玉璜应为葬玉。

  1989年发掘的驮篮山楚王及王后墓2座 [3] ，都是凿山为藏的大型横穴式岩洞墓，墓内已破盗掘一空，仅M2王后墓出土玉璧 等葬玉残片等。

  北洞山楚王墓规模宏大，结构极其复杂。有8间主体墓室、11间附属墓室和7个壁龛，历史上已累遭多次盗掘。1954年华东文物工作队曾征集该墓出土的玉璧等 [4] ；1986年发掘发掘出土整残玉器123件 [5] ，其中葬玉包括玉璧9件、鳞甲状玉衣片73片和玉印1方等。

  卧牛山有三座楚王和王后的陵墓。其中1978年发掘的M1出土的葬玉，仅有玉印1方。2010年卧牛山西部发现西汉早期楚王（M2）、后墓（M3）大型横穴式岩洞墓2座，两座墓互相连通，被盗极为严重，出土玉器不多，其中的葬玉有玉片衣等 [6] 。

  1982年徐州市西北龟山发现西汉第六代楚襄王刘注及王后的大型横穴式岩洞墓 [7] ，墓葬已遭盗掘。出土玉环1件、玉条形器1件以及玉璧、玉佩残片。墓内还随葬大量陶璧，其中圆点纹陶璧部分仍遗存白色涂料痕迹，象征白玉；另一种陶璧素面无纹。

  东洞山共有楚王墓1座、王后墓2座，其中楚王墓（M1）、王后墓（M2）都出土了玉器 [8] 。

  东洞山楚王大型岩洞墓（M1）早年已被盗掘一空，1955年东洞山楚王墓（M1）墓道前50米处雨水冲刷出玉璧2件、玉剑珌1件、玉衣片2 件。鉴于其左右王后墓M2、M3未遭盗掘，推测这些玉器应为（M1）被盗后的孑遗。

  王后墓（M2）在开山采石时遭到破坏，并受到人为的扰乱。虽然出土玉器较多，但葬玉只有璜2件、塞2件。

  1992年发掘的刘女宰墓位于韩山顶部，共发现2 座竖穴岩坑墓 [9] ，墓葬早年均遭盗掘。其中M1 为竖穴岩圹洞室墓，出土玉器33件。葬玉包括散乱的彩绘银缕玉衣片600余片，璧1件、玉枕1件、豚2件、阴塞1件、肛塞1件、石璧1和石饼2件，“刘女宰·妾女宰”双面印1件等。

  1992年发掘的刘习墓（M2）位于南郊拖龙山的顶部，M2在工程建设中受到破坏，墓内出土部分带有“楚”字铭文的铜器，出土的玉器有丝缕彩绘玉衣套1件、塞1件、豚2件和石璧等，还出土“刘习·臣习”双面玉印1件 [10] 。

  2000年在天齐村北小山顶部发现一座竖穴岩坑墓（M1），墓葬虽遭盗掘，所幸被盗文物被公安部的悉数追回，嗣后对该墓进行了清理发掘。出土的葬玉有璜2件、璧2件、面罩1件、枕1件、肛塞1件、石璧1件以及“刘犯·臣犯”双面玉印等 [11] 。

  1995年发掘的刘娙墓位于铜山区茅村镇北洞山村内后楼山（M5），形制为竖穴岩坑洞室墓。墓葬保存完整，出土璧1件、玉面罩1件、玉枕1件和璜2件等 [12] 。出土的双面穿带铜印章表明墓主为“刘娙”员。

  1996年发掘的刘和墓位于九里山北侧的火山顶部，墓葬形制是较为特殊的竖穴岩圹石椁洞室墓。发掘时东椁室已被炸毁，西椁室和洞室保存完好。洞室内葬墓主棺椁，出土玉瑗1件（图三）、银缕玉衣1件、枕1件、猪形握2件、鼻塞2件、琀蝉3件、肛塞1件，无字印和“刘和”玉印各1方等 [13] 。

  2006年在徐州市东郊黑头山发掘的竖穴石坑合葬墓，竖穴底部的木椁由棺室、左右边厢及足厢组成。西边厢出土石璧5件、棺室内西侧男性棺出土玉璧1件、东侧女性棺出土悬棺玉璧1件等 [14] ，印章表明墓主为刘慎和萧线）翠屏山刘治墓出土葬玉

  翠屏山刘治墓为长方形石圹竖穴洞室合葬墓。竖穴底部葬女性；洞室内墓主有双重漆木棺，“玉璧发现于头部附近，原来可能镶在外棺上” [15] （图四）。洞室内出土“刘治”“臣治”双面玉印1方。

  陶楼小凤山一号汉墓已被开山炸时石破坏。该墓部分随葬品位置根据石工回忆补绘，棺头挡玉璧位置偏北。该墓出土双面穿带“刘颀”“臣颀”铜印一方 [16] 。

  除上述外，徐州很多西汉墓群都出土了葬玉。如市区周围的奎山汉墓群、子房山汉墓群、铁刹山汉墓群、白云山汉墓群、后楼山汉墓群、万寨汉墓群、九里（后）山汉墓群、苏山头汉墓群、拖龙山汉墓群等，邳州岠山汉墓群、邳州埠上汉墓群，睢宁岠山、二龙山汉墓群，新沂高庄汉墓群等等，都出土了少数的葬玉。

  东汉的墓葬地表都有高大的封土，乃至祠堂、石刻等等，地面标识明显，遭到盗掘的概率更大。因此，总体来说出土东汉葬玉的墓葬数量相对较少。

  土山东汉彭城王墓由三座墓葬组成，其中M3遭彻底破坏未出玉器。1969年市民在土山封土西北角取土时，发现土山东汉彭城王家族女性成员墓（M1），墓葬受到扰乱，清理出土的葬玉有银缕玉衣1件、玉握2件等 [17] 。

  彭城王墓（M2）位于土山封土正中，2004年发掘以来盗洞陆续发现银缕、鎏金铜缕玉衣片、玉枕、玉席等 [18] 。

  1954年江苏省文管会在睢宁县旧朱集发现一座东汉大型画像石墓，早年已遭盗掘。出土四角有铜缕的珉玉牌229片，珉玉璧（残）20件，珉玉猪（局部涂朱）一对等 [19] 。墓主的身份可能为列侯。

  1975年睢宁县张圩公社刘楼小学发现一座东汉砖室墓，墓葬有前、中、后三室，早年已经被盗。中室出土140多片铜缕玉衣片，另有21片玉质较好、连缀银丝的玉片 [20] 。墓主的身份可能为列侯。

  1985年初发掘的徐州市西南拉犁山北麓（M1），是一座大型东汉石室墓，由前室带左右耳室、双中室及两耳室、后室、回廊附一耳室组成 [21] 。墓内清理出土铜缕玉衣1件、瑱2件和玉猪等。墓主的身份可能为列侯。

  1988年发掘的拉犁山汉墓（M2），是一座规模较大的石室画像石墓，由前室及左右耳室、中室、后室组成，墓门、门额及中室藻井均雕刻画像。墓内遭多次盗掘 [22] ， 出土玉猪1件、玉蝉1件（残）、眼盖2件、玉璧1件（残），墓主可能为刘氏宗室成员。

  除上述出土葬玉的重要东汉墓外，徐州十里铺画像石墓 [23] 、乔家湖东汉墓 [24] 、云龙万达广场木椁墓群 [25] 、 贾汪区芦山墓群 [26] 、邳州戴庄山头东汉墓群 [27] ，以及铜山夹河楚王山东坡砖室墓、新沂郇楼汉墓等都出土了葬玉。

  墓棺前悬璧及十字布帛痕 2.子房山 M3 棺前悬璧平面图 3.卧牛山楚王墓甬道塞石前玉璧 4.黑头山刘慎墓随葬石璧 5.水山 M4 随葬石璧 6.狮子山楚王墓从葬坑随葬的石璧

  玉璧用作葬玉的功能，已是学者们的共识，但也认为主要是放置或编联放置墓主的前胸后背，或玉衣内的前胸后背。由于徐州出土玉衣多遭盗扰，极少发现这样的一种情况，仅火山刘和墓在银缕玉衣的腹部置青玉璧1件。除上述葬璧情况外，徐州出土的丧葬玉璧还有以下三种情况。

  徐州韩山M1出土一件玉璧，原位置虽已不明，但璧面遗留十字形的织物遗痕（图五，1），显示应为内棺头挡的悬璧。徐州出土棺前挡外悬玉璧或瑗的汉墓较多，这种迹象较好地保存主要得益于岩坑洞室墓的墓葬形制。徐州子房山M3为竖穴岩坑墓 [28] ，棺外侧有玉瑗1件（图五，2）；后楼山M1为竖穴岩坑洞室墓 [29] ，墓主棺头挡外出土1件玉璧；后楼山刘娙墓、火山刘和墓、小长山M4、铁刹山M11等等都出土玉璧（瑗）1件，都是棺前的悬璧。

  2017年卧牛山楚王墓甬道下层塞石前发现玉璧1件，当是甬道塞石封填完成后举行某种葬仪所置（图五，3）。

  明器玉璧是仿自玉璧，用其他材质制作的璧，以代替玉璧。徐州汉墓的明器玉璧主要用石、陶制作。龟山楚襄王刘注及王后墓内随葬大量陶璧，其中圆点纹陶璧部分仍遗存白色涂料痕迹，当为象征白玉；另一种陶璧素面无纹。总数达200件之多。明器石璧多在宗室或其他高等级墓中使用，石质有石灰岩和砂岩之别，璧面皆光素无纹。如拖龙山刘习墓出土了石璧、 韩山M1出土石璧2件、黑头山刘慎墓出土石璧5件（图五，4）、九里山M1出土石璧4、东甸子M1出土石璧1件、苏山头汉墓M2出土石璧4件、水山M4出土石璧2件（图五，5）、大山头村猪山出土石璧4 [30] 、凤凰山M4出土石璧2件等 [31] ，睢宁九女墩东汉墓出土残珉玉璧（石璧）20件。

  楚王墓除墓内使用陶璧外，在从葬坑中也大量使用石璧。如狮子山楚王墓和羊鬼山楚王后墓之间的一座从葬坑内出土大量石璧，数量达近百件 [32] （图五，6）。

  1.狮子山楚王墓玉棺复原图（1999） 2.北洞山楚王墓镶棺玉璧 3.北洞山楚王墓镶棺鎏金铜璧 4.东洞山楚王墓镶棺玉璧

  狮子山汉墓发掘出土一具散乱且不完整的玉棺，在主墓室清理出土1500余件三角形、菱形、长方形、正方形、五孔长方形、长方窄长条形、弧形及大玉板，大玉板又有素面玉板、带孔玉板和带玉璧图案玉板之别。玉棺局部保持镶贴原状的仅有6组。五孔长方形玉片的五孔都嵌饰小金钉，璧形图案玉板间的小孔都嵌饰大金钉。玉璧好孔以玉卯钉、镶绿松石玉卯钉、贴金箔玉卯钉、带铜弧形框玉卯钉等镶嵌。复原后玉棺共使用玉片的总数达2095片，整个玉棺图案复杂而又有规律 [33] （图六，1）。

  北洞山西汉楚王墓出土的玉棺，因被盗极其严重形制不明，仅孑遗镶棺之璧。墓内出土6件镶棺玉璧、5件镶棺鎏金仿玉铜璧。前者正面雕琢纹饰，背面平素无纹，少数“好”孔仍粘附鎏金的铜泡钉，泡钉背面刻有干支编号（图六，2）；后者是将玉璧和好孔起固定作用的泡钉合铸一起并鎏金，背面也刻出编号（图六，3）。

  东洞山楚王墓早年即已被盗，墓前扰土内出土1件玉璧，璧的好孔周缘有铜绿沁色，应为嵌铜泡钉所致，也应是玉棺上的镶嵌玉璧。（图六，4）

  1.北洞山楚王墓凸字形玉衣片编联方式复原示意图 2.狮子山楚王墓出土金缕玉衣图 3.火山刘和墓出 土银缕玉衣图 4.拉犁山 M1 出土鎏金铜缕玉衣图

  徐州是汉代出土玉衣最多的诸侯王国之一，目前出土的15件玉衣（表一）中，有金缕1件、银缕6件、鎏金铜缕2件、铜缕2件、丝缕1件，缕属不明的3件。最为突出的是狮子山西汉楚王墓金缕玉衣、西汉刘和银缕玉衣、东汉土山彭城王（M1）贵人墓银缕玉衣、拉犁山M1鎏金铜缕玉衣等（图七，4）。形制特殊的有北洞山鳞甲状 玉衣（图七，1）、韩山刘

  必须指出的是，徐州的九里山汉墓出土的玉碎片 [34] 、韩山M2出土的2片玉片、苏山头M1出土的数十片玉片 [35] 、九里后山汉墓和东甸子汉墓等出土的玉片，我们大家都认为实际上并非玉衣。

  狮子山楚王墓的金缕玉衣被盗墓者抽取金缕，玉衣损坏严重。但玉衣特殊部位的玉片、玉片的数量庶几无缺，幸运的 4 种规格的金缕、墓主身高等信息得以保留，玉衣已得到科学复原（图七，2）。这是截至目前出土时代最早、玉片数量最多、玉片最小、工艺最精的玉衣。

  刘和银缕玉衣是目前唯一未遭盗扰的银缕玉衣，玉衣修复后长 1.81 米，共用玉片 2216 片。该墓的主人为刘和，刘和其人在史书中设有记载，其身份应为西汉早期刘氏宗室成员（图七，3）。

  彩绘玉衣是指玉片上有彩绘纹饰编联的玉衣。这种彩绘均为朱绘，这种玉衣目前仅在徐州发现二件。一件是徐州韩山刘女宰墓（M1）出土彩绘银缕玉衣，玉衣出土时已散乱，彩绘都沿玉片边缘绘制，彩绘为直线条，宽细不等，均绘于玉片的正面。能想象这件玉衣的玉片光可照人、朱红彩绘鲜艳夺目，尽显华贵珣丽之美。另一件是徐州驮龙山刘习墓彩绘丝缕玉（衣）套 [36] ，头套的玉片四缘有朱绘直线缘边，玉片表面朱绘卷云纹，线、驮龙山刘习丝缕玉（衣）套

  徐州驮龙山刘习墓出土的一件丝缕玉套，仅有头套、足套两部分，足套已被扰乱。头套结构完整，由前后片和顶部玉璧组成。玉片极薄，孔中未见金属丝痕迹，推测为丝缕连缀。头顶玉璧的上部半圆有穿孔，可以与前片相连缀。但玉璧的下半部无穿孔，与后片无法连缀，很显然这是过渡阶段的玉衣头套。

  图八 徐州汉墓出土玉覆面1.子房山 M3 出土 2.奎山药检所汉墓出土 3.苏山头 M2 出土 4.铁刹山 M11 出土 5.后楼山 M5 出土 6.小长山 M4 出土 7.后楼山 M1 出土 8.铁刹山 M47 出土1972年徐州苏山头 M1 出土的几十片玉片实即为玉覆面，1976 年徐州子房山汉墓 M3 墓主头部出土大量玉片，简报指出这些玉片包括玉枕和“玉面饰”。直至 1993 年徐州后楼山 M1 又出土一件玉覆面，研究后才都得以复原 [37] ，其玉组件模拟人的面部五官，基本沿袭两周时期玉覆面的基本形制。此后后楼山 M5 刘娙墓、米山 M3 [38] 、天齐山刘犯墓 [39] 、小猪山汉墓 [40] 、 苏山头 M2、奎山药检所汉墓、奎山 M10、东甸 子汉墓 M1 [41] 、铁刹山 M11、铁刹山 M47、小长山 M4、子房山 M17 出土都出土了玉覆面。

  徐州汉墓已出土的玉覆面中，每件的玉片数量、形制和具体排列方法无一相同，但均大同小异。根据排列规律可分为三种形制。

  摹拟人的面部五官基本造型的玉覆面数量最多，其基本特征是将玉片制作成眉、眼、耳、鼻、口的形状，并在额、颊或脸廓加一些玉片。这种写实风格和直接将玉片缝缀在绵绢上的方法，表现出对汉代以前的承袭关系。其中子房山三号墓出土的玉覆面由 23 片玉片组成，除象征五官外， 在额、颊等部位有较多的装饰玉片（图八， 1）。奎山市药检所汉墓出土的玉覆面由长方形、方形、梯形等 17 件玉片组成，眼、鼻、口等都较写实（图八，2）；奎山 M10 出土玉覆面 [42] 、奎山 M11 玉覆面呈人脸形。苏山头 M2 出土玉覆面 [43] 以 67 片玉片拼合而成，玉片正面抛光，并有红、黑彩绘（图八，3）。铁刹山 M11 出土玉覆面的人体五官更加具象（图八，4）。后楼山 M5 出土的玉面罩由象征眉、眼、鼻、嘴等玉片组成人的面部形状（图八，5），很突出的是将鼻子制作成立体形状，并且制作两个鼻孔，应为平面的玉覆面向三维的玉衣头罩过渡的最早部位。

  双层覆面在春秋晋侯墓中出土较多，但在汉代已极为少见。小长山 M4 出土的玉覆面（M4∶2）共有 63 片玉片 [44] ，覆面分为上下两层。上层玉片多光面向下，下层玉片多光面向上，部分玉片在相向的面上留有较为清晰的织物痕迹（图八，6）。

  这种形制的玉覆面玉片四角都有小孔，玉片之间可以直接连缀，不必缝缀在布帛上，当然也可以缝缀布帛作衬里。但这种玉覆面未发现金属丝，应为以丝缕连缀。这种覆面玉片间直接连缀的方法与南越王赵眜丝缕玉衣连缀方式完全相同 [45] 。

  后楼山 M1 出土的玉覆面由 30 片长方形、圭形、不规则形玉片组成，以长方形、圭形为主，形状、大小的设计及制作已很规范，仅个别尺寸略有变化。根据人脸设计成 5 横排玉片，分别代表面部的额、眼、鼻口、下颚。覆面的玉片用丝线连缀，而且在玉片之间直接缀连组合（图八，7）。铁刹山 M47 [46] 玉覆面由五横排玉片及两侧脸庞轮廓玉片组成，五排玉片分別表示 额、眼、鼻、嘴和颚部。玉片多都由长方形四孔玉片组成，在额两侧与脸庞交接处分别以直角拼接，说明经过精心设计（图八，8）。

  图九 徐州汉墓出土玉枕1.狮子山食官监墓出土玉枕现场 2.韩山刘女宰墓出土 3.九里后山汉墓（上层）出土 4.火山刘和墓出土 5.苏山头 M2 出土 6.后楼山 M1 出土 7.狮子山楚王玉枕端虎头 8.狮子山楚王玉枕足 9.狮子山食官监墓出土 10.徐州汉墓出土玉枕

  汉代的玉枕以徐州出土数量最多，仅狮子山楚王墓中楚王、陪葬女性和食官监墓即各随葬一件玉枕（图九，1）。后楼山 M1 和 M5、火山刘和墓、天齐山刘犯墓、小长山 M4、拖龙山 M3 [47] 、黄茅岗汉墓、白云山汉墓、邳州车埠山汉墓等都出土了玉枕，九里山后山上层汉墓还出土了琉璃枕 [48] 。

  徐州汉墓出土玉枕种类丰富，形制复杂，取不同的视角或有不同的分类方式 [49] 。综合分析多种因素，徐州汉代玉枕可分为四种形制。

  盒形玉枕的主体为长方盒形木胎。木胎表面全部或局部以玉片镶贴，部分玉枕以丝带或金箔贴饰。截至目前盒形玉枕出土数量最多，根据枕器身的变化，该型玉枕又存在有无铺首衔环等差异。

  玉枕枕胎为木质长方盒形、髹漆，器表全部或部分镶贴玉片。后楼山 M5、徐州韩山 M1、子房山 M3 和 M17 [50] 、铁刹山汉墓 M11 和 M47、小长山 M4、黄茅岗 M2、天齐山刘犯墓、苏山头 M1 和 M2、奎山药检所汉墓和奎山 M11S、东甸子 M1、米山 M3、马棚山 M6 [51] 、白云山 M9 [52] 、九里后山上层明音墓、邳州车埠山汉墓（94CBM）等都出土了这类玉枕。

  后楼山 M5 的枕面和前侧面贴谷纹玉龙，两玉龙系一玉龙对剖而成，交接边内缘均倒棱成 45 度角，拼合非常严密。韩山 M1 刘女宰玉枕出土时已散乱，枕的每面四缘均有等宽的朱绘缘边，其上留有织品痕迹；枕的表面还发现镶贴菱形纹的痕迹（图九，2）。九里后山上层明音墓出土的琉璃枕，枕胎已朽，琉璃片仍基本保持原状。枕面镶两排五组琉璃片，端面各镶二块琉璃片。琉璃片表面铸有方折 S 纹，内贴金箔。琉璃片四角有孔，墓葬时代为新莽时期（图九，3）。

  徐州马棚山 M6 出土 1 件玉枕，枕面将玉璧中部切割为略成长方形，两端面仍保留圆弧状；两侧各拼接一由玉璧切割下来的长方形小玉板，原玉璧好孔内嵌入一件素面玉瑗。玉枕的别的部位未镶贴玉片。

  这类枕是在长方形枕的基础上发展为在枕的两端安装铜鎏金铺首衔环，便于移动时双手抓握。

  火山刘和墓铺首衔环镶玉枕出土时仍保持原来的形状。枕面正中玉板内侧边缘作圆弧形，枕时颈部非常舒适。前后侧面玉片上以金箔贴出网状花纹，并巧妙地用金箔覆盖在玉片的拼缝处，使枕的侧面玉板浑然一体。两端面均由 2 块玉片上下拼接而成，玉板接缝正中有孔嵌铜鼻扣，扣中衔环（图九，4）。全部玉板拼合严密，整个玉枕华丽异常。苏山头汉墓 M2 玉枕出土时已扰乱。枕面由 1 件长方形玉板及 1 件竖长条形玉片拼合，周饰菱形边框，框内阴刻两条首尾相对、互相缠绕的回首飞龙，二龙中间有一瑞鸟；左右端面也均由梯形和长方形玉片镶贴，在中部长方形玉片上，镶有鎏金铜铺首衔环，仅残剩一侧的局部（图九，5）。

  铜兽首玉枕亦呈长方形，由两端兽首及漆木胎镶玉枕身组合而成。铜龙或虎多鎏金，其角、眼、齿、舌和胸部以玉制作或镶贴，漆木胎枕体表面全部或局部镶贴玉片。其形制又龙枕架和枕端蹲兽的不同。

  后楼山 M1 出土铜鎏金蟠龙玉枕的结构较为复杂，由枕架和枕体组合而成。枕架由四龙蟠绕虬曲而成，通体鎏金，枕架四角均昂首伸出一龙头。龙角粗壮，突睛耸鼻，阔嘴方唇。枕架底盘为互相缠绕对称的四条龙躯，四周有边栏，上饰卷云纹；前后侧边栏两端各有一圆孔，用于固定和拆卸枕身和枕架；枕架底盘之足为龙身的前部双足，龙足后部有曲尺形槽，以承枕身，构思极为巧妙。

  枕体由木胎、鎏金铜框组成，木胎镶玉片或贴金箔。枕体的顶面由 2 件龙形玉板组成，缕空处贴金箔；内侧面由鎏金铜框和玉片组成，框正面饰卷云纹。框内下部置 4 件尺寸相同的盝顶形玉片，玉片以金箔镶边。枕左右两端面结构相同，各由 3 块玉片和铺首衔环组成；端面正中大玉片为涡纹玉璧，唯上、下各裁去部分，中间好孔嵌入鎏金铜铺首衔环。枕体的下部露出 0.5 厘米高的木胎，以便嵌入枕架边栏内。枕面和前后侧面均贴二道宽 2 厘米的镂空云气纹金箔（图九，6）。（2）镶玉蹲兽枕

  徐州驮龙山 M3 出土一件蹲踞铜龙镶玉枕，木胎已朽。龙昂首张口吐舌，龙身作长方形，以玉作眼、齿、舌、角、额等。墓内出土 2 件有小孔的方形琉璃片，中部圆孔镶嵌泡钉，可能镶嵌于枕侧。

  几形虎头枕呈几案状，其形制承袭战国的几案形漆枕，但两端以虎头作装饰。枕面内芯为木板，正、背、侧面均贴玉板（片），略呈“工”字形枕足造型与漆案足相同。狮子山楚王墓出土该型玉枕 3 件，其中陪葬墓食官监玉枕出土时仍保持原貌。楚王和随葬女性的玉枕已经散乱。

  狮子山楚王的几形虎头玉枕的虎头以高浮雕技法雕制，其鼻孔、髭须、圆晴、 双耳和额纹清晰（图九，7）。枕面镶菱形玉片，两侧镶饰纹长条形玉片。枕足顶部平面 2 孔内仍有锈蚀的铁棒，足外侧面有多处倒棱线，中部心形部分饰变形卷云纹；内侧面为平面，下部为卷云纹，中上部有裸身袒乳、足生羽毛的神兽（图九，8）。食官监虎头几形玉枕由枕端虎头、枕面和枕足组成（图九，9）。枕面、侧面和底面都以玉片镶贴，几乎不露枕板。枕底面主体为一长方形大玉板，两侧各有一竖长窄玉片。枕足顶部有孔与枕身凸榫连接，外侧线刻卷云纹。楚王墓侧室内（E4）女性陪葬者的虎头几形玉枕，形制与食官监枕相同，只是尺寸略小。枕背面以二块窄长形玉板拼镶，玉板满饰云气纹。

  实玉枕的特点是以一整块玉（石）为材，无其他辅助材质，也无任何拼接镶贴。一般形体硕大，通体不施纹饰。

  徐州汉墓出土的一件西汉青玉圆雕玉枕，顶部圆拱，截面呈马蹄形，底部长方形。枕面和左右侧面打磨抛光，左右端面和底面打磨而未抛光（图九，10）。土山东汉彭城王墓（M2）出土一件大理石枕，石质细腻。枕顶弧鼓，枕通体素面抛光 [53] 。枕后侧面有长三角形切口，可能是为了减重。

  图十 徐州汉墓出土玉握1.韩山刘女宰墓出土豚形玉握 2.邳州车埠山汉墓出土异形玉握 3.铁刹山 M11 出土玉握 4.后楼山 M1 出土璜形玉握 5.刘和墓出土玉猪握 6.乔家湖东汉墓出土玉猪握

  徐州汉代玉握的形制多样。西汉早期使用的玉握尚未定型，豚形玉握、异形玉握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

  豚形玉握作抽象的猪形，为避免与猪握混淆，我们叫做玉豚。奎山汉墓（M1）、韩山刘

  墓、拖龙山刘习墓 [54] 、苏山头 M1 等都同出 2 件。其形制特征为由长条块形豚身和薄片豚首组成，两者以孔插棒连接，形似伏地伸头憩息之猪。豚尾部常保留玉石的原状或略加削切，不打磨抛光（图十，1）。邳县车埠山汉墓出土异形玉握 1 对，前端斜削成斜坡，切削部位未抛光，削面钻深 0.7 厘米孔，后部拱起下弧。底部前平后拱，未抛光（图十，2）。异形玉握中，铁刹山 M11 用玉龙和另一件改制玉器作为玉握（图十，3—1、2）；子房山 M17 还使用很小的梯形薄片作为玉握。

  玉璜握使用非常普遍，奎山药检所汉墓、子房山汉墓 M3、白云山 M12、原 88 医院汉墓、后楼山 M1（图十，4）、后楼山刘娙墓、天齐山刘犯墓、米山 M1 和铁刹山 M43、M47 都使用 2 件玉璜。邳州车夫山埠上 M19 是用一件玉璧裂而为二作为璜握， 拼对后仍为完整的一件玉璧。

  具象的猪握自西汉早期晚段慢慢的出现，东汉时期广泛使用。西汉刘和墓出土猪形握 2 件（图十，5）。土山东汉彭城王墓贵人（M1）、贾汪芦山村 M1、邳州戴庄山头 M21、郇楼汉墓等都出土了玉石猪，睢宁县旧朱集九女墩画像石墓出土的珉玉猪局部还涂有朱砂。东汉玉猪的发展变化规律是，早中期形制呈一端大一端小的锥柱形，东汉晚期形制有长方体状和蹋腰圆润状的不同，材质则更多地用石（图十，6—1、2）。

  图十一 徐州汉墓出土玉窍塞1.云龙万达广场东汉墓出土琉璃八窍塞 2.铁刹山 M11 出土玉瑱 3.韩山刘女宰

  图十二 徐州汉墓出土玉琀1.奎山汉墓出土龙形玉琀 2.郭家山汉墓出土玛瑙琀 3.贾汪官庄 M7 出土碎璏琀 4.后楼山 M1 出土玉琀 5.小长山 M4 出土玉琀 6.奎山 M11 出土玉琀 7.拖龙山 M4 出土玉琀 8.九里后山汉墓出土玉琀

  玉窍塞包括眼盖、鼻塞、耳瑱、口琀、阴塞和肛塞，俗称九窍塞。徐州汉墓上自楚王下达平民，使用窍塞非常普遍，但因被盗等因素，每墓出土的件数都较少。只有云龙万达广场东汉初墓葬出土过八窍塞（图十一，1），是使用窍塞最多的一例。

  东汉拉犁山 M2 出土眼盖 2 件。鼻塞亦作棱柱或圆柱形，铁刹山 M11 则以 2 个圆玉片作鼻塞。耳瑱出土较多，多作棱柱或圆柱形；铁刹山 M11 作长扇锥形，粗端有孔（图十一，2）。

  肛塞以韩山刘女宰墓（图十一，3）、拖龙山刘习墓出土圆锥形，火山刘和墓、天齐山刘犯墓、绣球山薛毋伤墓粗大圆柱形，云龙万达 M3 细棒形琉璃肛塞为代表。其中刘

  墓出土椭圆形塞为代表，塞的表面隆起光素，背面平素未抛光，中有浅孔（图十一，4）。

  玉琀在徐州西汉早中汉墓出土最为丰富，形制多样。子房山 M3、奎山汉墓 [55] 使用龙形琀（图十二，1 ），顾山汉墓 M2 以残玉龙作琀 [56] ，郭庄汉墓使用新月形玛瑙琀 [57] （图 十二，2），铁刹山 M31、M43 用玉环作为琀。铁刹山 M12、M26 使用碎玉作琀。贾汪官庄 M7 以 7 块残玉片作琀，经拼对为一完整的玉璏（图十二，3），显系打碎作口琀使用的；金山花园 M2 也使用残玉璏作琀。翠屏山刘治墓由残玉片、残玉管和残璏 3 件组成玉琀，奎山 M11 西洞室以 1 组 3 枚穿孔方形玉片作琀、东洞室以 1 组 2 枚穿孔方形玉片作琀，大孤山王霸墓（M2）女性墓主以四块残玉片 [58] 作琀，子房山 M27 以 3 枚小玉片作琀。拖龙山刘习墓用“刘习”玉印、子房山 M28 用 2 件玉印作琀。徐州汉墓中出土最多的仍为蝉形玉琀，西汉早期每个墓主口内有 1～3 件玉蝉不等，使用 2 或 3 件的蝉琀都为抽象简朴风格，尺寸也比较小。子房山 M19、铁刹山 M11 等都出土了 2 件玉蝉。徐州后楼山 M1（图十二，4）、火山刘和墓、铁刹山 M3、贾汪官庄 M4、白云山 M12、小长山 M4（图十二，5）、苏山头 M4、贾汪区 鹿楼村 M4 [59] 等墓主口中均使用 3 件琀蝉。早期后段开始并逐渐使用一件玉蝉。子房山 M10 [60] 、陶家山汉墓、簸箕山 M2、奎山 M11（图十二，6）、拖龙山 M4（图十二， 7）、九里后山上层汉墓（图十二，8）、云龙山北门停车场汉墓等都出土 1 件玉蝉。

  图十三 徐州汉墓出土足玉1.铁刹山 M11 出土足玉 2.铁刹山 M46 出土足玉现场徐州铁刹山 M11 的足玉为 2 件玉虎，上贴金箔（图十三，1）。铁刹山 M46 足玉为 2 件月形玉片（图十三，2）。

  图十四 九里山 M2 出土玉印徐州汉墓出土“无字”玉印较多，根据青岛黄岛区土山屯出土墨书玉印可知，这是专门为随葬而制作的明器职官印，只是时间久远字迹已脱落殆尽。徐州北洞山楚王墓、九里山 M2（图十四）、卧牛山 M1、骆驼山东 M28、食官监墓、刘和墓等都出了玉印。

  徐州汉代葬玉时代纵跨两汉，年代序列完整。虽然无论在数量或质量上，西汉中期以后都远远不如前期的葬玉，这应与楚国政治、经济实力的盛衰有密切关系。西汉前期楚国是地拥三郡的三大藩国之一。吴楚“七国之乱”后，楚国只有七县，即使东汉鼎盛时也未超过十县，经济实力大为衰弱。但东汉玉器总体数量比西汉逊色不少，这是全国的普遍现象。

  王侯宗室使用葬玉的等级分明。从楚（彭城）王、列侯、宗室、勋贵豪室乃至平民等，社会各层级使用葬玉的情况都得到了反映。徐州出土葬玉的诸侯王（后）陵墓达 7 处 11 座，列侯级别的墓葬 3 座，出土玉器的刘氏宗室墓 8 座，其他有姓名可考的官吏豪室墓 14 座。

  例如在楚王、列侯和宗室中，刘氏宗室能够正常的使用玉衣。其他能达到葬玉最高级别的是铁刹山 M11，墓主棺前悬挂玉璧，头枕玉枕，脸盖覆面，口、鼻、耳使用窍塞，双手握玉，双足踏玉（图十五）。使用葬玉的等级仅次于玉衣，墓主应有实力使用玉衣，可能是受到制度的制约。图十五 铁刹山 M11 葬玉分布图

  大量身份等级明确、姓名清楚的墓葬出土的葬玉，不仅客观地反映出汉代楚（彭城）国各阶层使用的葬玉状况，也能够较为全面、系统地反映汉代诸侯王国的葬玉使用制度、治玉规模和工艺水平等等，进而能了解汉代诸侯国使用葬玉的基本面貌。

  据初步统计，徐州出 土玉器的墓葬达 170 座，出土玉器总数达 1200 件，其中葬玉 527 件。虽然在绝对数量上葬玉仅占不足二分之一，但其中鸿篇巨制的玉衣、玉棺等数量较多。综观各诸侯国出土的葬玉，目前尚无出徐州之右者。

  楚（彭城）国的丧葬玉器类别齐全，种类有玉璧、玉衣、玉棺、玉覆面、玉枕、玉席、玉窍塞、玉握、足玉和玉印等。唯一所缺的是西汉中期慢慢的出现的玉温明，这应与楚国传统使用玉覆 面有关。

  墓等多座墓葬出土的豚形玉握，邳州埠上的异形玉握；狮子山镶玉漆棺的璧纹玉板；塞具一端或一面有小孔，都为别处所不见。葬玉中玉衣是其核心。徐州汉墓中出土大量玉覆面、玉片间直接连缀、后楼山立体的鼻罩以及拖龙山刘习丝缕玉套，反映出玉衣产生的早期路径。徐州出土玉衣较早，1954 年睢宁县旧朱集九女墩汉画像石墓即发现铜缕玉片，由此研究出就是史书中的玉衣。徐州狮子山金缕玉衣是目前出土时代最早的玉衣，具体年代为文帝时期。考虑到这件玉衣的形制已经很成熟，玉衣出现的年代应该更早。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凸”字形鳞甲状玉衣片，玉片的穿孔表明其编联方式非常特殊，或即《吕氏春秋》记载中的“鳞施”。韩山刘女宰为女性墓，其出土的彩绘银缕玉衣也为目前所仅见。

  大量使用玉覆面、玉枕，并且时代早，可见西汉楚国在诸侯王国中，葬玉的使用堪称开风气之先。

  汉代是我国陵墓制度发生重要变革的时期，无论陵园的规制、墓室的空间还是丧葬殓服，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革。其中以玉为特征、以玉衣为代表的一系列殓葬玉器，以及与此相关的丧葬礼仪制最为突出，其系统性、全面性为汉代所独有。虽然《后汉书·礼仪志》对汉代帝王等贵族使用玉衣等有相关的记载，但是记载甚为简略。殓葬玉器在帝王以外的宗室、列侯、新贵和郡县豪家是怎么样去使用的，汉帝国的腹心地带与边疆使用是否一致？这些并没有记载，有待进一步研究。

  了解汉代的殓葬玉器使用情况，新的考古发掘资料是不二法门。但是在能预见的将来，汉代帝陵发掘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因此我们便不能不将目光转向诸侯国使用的殓葬玉器。当然，由于历史的和客观的原因，并不是每个诸侯国都具备这样的条件。值得庆幸的是，考古发掘出土的西汉楚国、东汉彭城国的殓葬玉器，可以使我们管中窥豹。考古发掘资料表明，楚（彭城）国的诸侯王（后）能够正常的使用玉棺。诸侯王、列侯和宗室能够正常的使用玉衣，但是谋反自杀的宛朐侯刘埶不仅未使用玉衣，甚至也未用任何葬玉 [61] 。宗室、达官和豪室都能够正常的使用玉覆面和玉枕。曾任长吏以上爵职者可用书写的玉明器官印。窍塞和握玉普通平民能够正常的使用。各阶层能够正常的使用相应的葬玉，未见逾制但也非必全都使用。

  [1] 狮子山楚王陵考古发掘队：《徐州狮子山西汉楚王陵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8 期；韦正、李虎仁、邹厚本：《江苏徐州市狮子山西汉墓的发掘与收获》，《考古》1998 年第 8 期。

  [2] 葛明宇：《徐州狮子山楚王陵陪葬墓的调查发现与认识》，《华夏考古》2012 年第 3 期。[3] 邱永生、徐旭：《徐州市驮篮山西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1》，文物出版社，1992 年，第 173～174 页。[4] 朱江等：《江苏铜山考古》，《考古通讯》1956年第 3 期。

  [5] 徐州博物馆、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徐州北洞山西汉楚王墓》，文物出版社，2003 年。

  [6]《卧牛山墓群》，《溯·源——“十二五”徐州考古》，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 75～113 页。

  [7] 南京博物院、铜山县文化馆：《铜山龟山二号西汉崖洞墓》，《考古学报》1985 年第 1 期。

  [8] 徐州博物馆：《徐州石桥汉墓清理报告》，《文物》1984 年第 11 期。原报告称为“石桥汉墓”。

  [10] 耿建军：《徐州市拖龙山西汉墓》，载中国考 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 1993》，文物出版社， 1995 年，第 136 页。

  [11] 耿建军、马永强：《徐州市天齐山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93～194 页。

  [12] 孟强：《徐州后楼山汉墓群》，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134～135 页。

  [13] 耿建军、盛储彬：《徐州汉皇族墓出土银缕玉衣等文物》，《中国文物报》1996 年 12 月 20 日第 1 版；耿建军、盛储彬：《徐州火山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132～133 页。

  [14]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黑头山西汉刘慎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 年第 11 期。

  [15]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翠屏山西汉刘治墓发掘简报》，《考古》2008 年第 9 期。

  [16] 徐州博物馆：《徐州市东郊陶楼汉墓清理简报》，《考古》1993 年第 1 期。

  [17] 南京博物院：《徐州土山东汉墓清理简报》，《文博通讯》1977 年第 15 期，第 18～23 页。

  [18] 刘苏：《徐州土山 2 号墓工地盗洞土层又现银缕玉衣残片》，《徐州日报》2014 年 12 月 29 日；郑洪全、耿建军：《徐州市土山二号东汉彭城王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16》，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年，第 242～243 页。

  [19] 李鉴昭：《江苏睢宁九女墩汉墓清理简报》，《考古通讯》1955 年第 2 期。

  [20] 睢文、南波：《江苏睢宁县刘楼东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 112～114 页。

  [21] 李银德：《徐州市屯里拉犁山东汉石室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86》，文物出版社，1988 年，第 123～124 页。

  [22] 耿建军：《徐州市拉犁山二号东汉石室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0》，文物出版社，1991 年，第 208～209 页。

  [23]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南京博物院：《江苏徐州十里铺画像石墓》，《考古》1966 年第 2 期。

  [24] 李银德、钱国光：《试论两汉彭城的治玉手工业》，载《徐州三十周年文集》，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 年，第 96～107 页。

  [25] 吕健、杜益华：《汉代的权厝与祔葬——以徐州万达广场 M6 为中心的考察》，《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 85～93 页；《万达广场墓群》，载《溯·源——“十二五”徐州考古》， 江苏凤凰美术出版社，2016 年，第 65 页。

  [26] 孟强、耿建军：《徐州市贾汪芦山汉墓群》，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94～195 页。

  [27] 南京博物院、邳州博物馆：《邳州山头东汉墓地》，科学出版社，2010 年。

  [28]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子房山西汉墓清理简报》，载《文物资料丛刊·4》，文物出版社，1981 年，第 59～69 页。

  [29] 徐州博物馆：《徐州后楼山西汉墓发掘报告》，《文物》1993 年第 4 期。

  [30] 宁方军：《徐州猪山西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136 页。

  [31]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 年第 4 期。

  [32] 徐州汉文化风景园林管理处等编：《狮子山楚王陵》，南京出版社，2011 年，第 174 页；耿建军：《徐州市羊鬼山西汉陪葬坑》，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5》，文物出版社，2006 年，第 170～172 页。

  [33] 中国国家博物馆、徐州博物馆：《大汉楚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年。

  [34]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九里山汉墓发掘简报》，《考古》1994 年第 12 期；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九里山二号汉墓》，《考古》2004 年第 9 期。

  [35] 尤振尧：《东汉银缕玉衣》，载《南京博物院藏宝录》，上海文艺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 年，第 99 页表。

  [36] 龚良、耿建军、孟强：《徐州地区的汉代玉衣及有关问题》，《东南文化》1996 年第 1 期。

  [37] 李银德：《徐州出土西汉玉面罩的复原研究》，《文物》1993 年第 4 期。

  [38]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米山汉墓》，《考古》1996 年第 4 期。

  [39] 耿建军、马永强：《徐州天齐山汉墓群》，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2002》，文物出版社，2003 年，第 193～194 页。

  [40] 刘照建：《徐州小猪山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7》，文物出版社，1999 年，第 135～136 页。

  [41] 徐州博物馆：《徐州东甸子西汉墓》，《文物》1999 年第 12 期。

  [42]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奎山四座西汉墓 葬》，《考古》2012 年第 2 期。

  [43]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苏山头汉墓发掘简 报》，《文物》2013 年第 5 期。

  [44]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小长山汉墓 M4 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10 年第 6 期。

  [45] 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西汉南越王墓》，文物出版社，1991 年。

  [46] 古德：《铁刹山又现汉墓出土玉枕、玉面罩等珍贵文物》，《彭城晚报》2012 年 5 月 28 日。

  [47] 徐州博物馆：《徐州拖龙山五座西汉墓的发掘》，《考古学报》2010 年第 1 期。

  [48]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后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 年第 9 期。

  [49] 古方：《汉代玉器的分期及有关问题的探讨》， 载《一剑集》，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 年。

  [50] 林刚：《半年发掘清理出 26 座古代墓葬》，《彭城晚报》2016 年 4 月 25 日。

  [51] 马棚山汉墓群由王庆光等发掘，资料现存徐州博物馆（徐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52]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白云山汉墓的发掘》，《考古》2019 年第 6 期。

  [54] 耿建军：《徐州市拖龙山西汉墓》，载中国考古学会编《中国考古学年鉴·1993》，文物出版社，1995 年，第 136 页。

  [55]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奎山汉墓》，《考古》1974 年第 2 期。

  [56]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顾山西汉墓》，《考古》2005 年第 12 期。

  [57] 邱永生：《徐州郭庄汉墓》，《考古与文物》1993 年第 1 期。

  [58] 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市大孤山二号汉墓》，《考古》2009 年第 4 期。

  [59] 徐州博物馆：《徐州贾汪官庄汉墓群发掘报告》，《东南文化》2008 年第 6 期。

  [60] 吴公勤：《徐州子房山汉墓群发掘》，《江苏考古（2016—2017）》，南京出版社，2018 年。

  [61] 徐州博物馆：《徐州西汉宛朐侯刘埶墓》，《文物》1997 年第 2 期。